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４

　　二战以降，尽管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了诸多双边及多边安全同盟，但基于共同反对苏联霸权、联合反恐以及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利益的需要，甚少通过多边安全机制遏制中国，而更多的是通过多边经济机制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然而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重返亚洲”和“恢复美国领导”的战略追求下，不仅试图通过多边经济机制遏制中国经济发展，而且尝试通过多边安全机制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阻挠中国的自主发展。 继２０１７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恢复运作以来，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宣布建立。 该机制以军事技术合作之名行对华多边安全遏制之实，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在AUKUS运转一年之后，对其最新进展进行梳理总结，并以此对其实质与战略影响做全面评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拜登（Ｊｏｓｅｐｈ Ｒ．Ｂｉｄｅｎ，Ｊｒ．）早在竞选总统前就宣称，建立盟友和伙伴的统一战线是应对中国挑战的最有效方式。美国国务卿与国防部长此后也指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美国这么多盟友和伙伴关系网络，忽视这一网络将是战略错误，因为盟友是美国的“实力倍增器”（ｆｏｒｃ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ｓ）。２０２１年拜登一执政即拾起多边主义工具加大对华遏制：不仅试图重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推出“印太经济框架”（ＩＰＥＦ），而且加紧了对华多边安全遏制，AUKUS“应运而生”。AUKUS有两大基本目标，一是分享核潜艇技术，为澳大利亚部署一支互操作性、通用性和互利性更佳的核潜艇舰队；其二是从网络能力、人工智能特别是应用型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海底能力这四大新兴科技领域入手，深化三国军事技术合作。一年来，AUKUS围绕其两大预定目标快速推进并深化合作，对华遏制本质逐渐暴露。

　　在ＡＵＫＵＳ成立一周年之际，澳英美三国领导人发表简短的联合声明称，三国在澳大利亚获得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三国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让澳大利亚尽早获得核潜艇，但并未披露详细的进展情况。核潜艇项目的进展细节主要载于前期发布的《AUKUS的实施》（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声明，包括：为保证三国共享海军核动力推进信息，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签署《海军核动力推进信息交换协议》（ＥＮＮＰＩＡ）并已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８日生效；为制定使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最佳途径，三国对澳大利亚的核管理、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工业能力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为建造、运营和维持常规武装核潜艇，一批澳大利亚人员慢慢的开始接受核科学和工程方面的高等教育和培训；为支持未来核潜艇的部署，三国计划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建立“未来潜艇基地”，新基地将与现有的西澳大利亚潜艇基地一起运作； 为保障核潜艇的建造，澳大利亚开辟出了与南澳大利亚现有的奥斯本北造船厂相邻的土地以供使用；为确保核潜艇的部署符合《核不扩散条约》（ＮＰＴ）的规定，澳英美三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就核不扩散事务进行了积极接触，并得到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Ｒａｆａｅｌ Ｇｒｏｓｓｉ）的正面评价，认为澳英美三国“致力于确保达到最高的不扩散和保障标准”。

　　２０２２年９月，格罗西在提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九月理事会的一份名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与AUKUS有关的保障》的报告中称，“基于迄今与AUKUS各方进行的技术磋商和交流，原子能机构对它们的接触程度表示满意（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对此，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表示，“该报告片面引述三国为自身行为辩解的言论”“缺乏正当的法律依据，逾越责权做出与真实的情况南辕北辙的误导性结论。”这一为三国所津津乐道的“重要进展”显然更多属于总干事超越授权的个人意见，悖逆防扩散的国际努力。

　　AUKUS军事技术合作的进展是与核潜艇项目的推进同行并进的。根据《AUKUS的实施》声明，澳英美三国领导人在既有合作内容基础上开辟了四个新的合作领域，即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能力、电子战、国防创新和信息共享。 在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能力方面，澳英美三国领导人承诺在未来将联手加速开发；面对电子频谱越来越受争议的现实，三国将促进对相关工具、技艺和技术的理解，以支持其部队能够在有争议和退化的环境中作战；三国的创新工作旨在加速各自的国防创新企业并相互学习，包括更快整合商业技术以解决作战需求的方法；在信息共享方面，三国将扩大和加速敏感信息的共享，以支持三国在商定的先进能力领域的工作。这些新开辟的项目标志着AUKUS的军事合作进入更具尖端性、前沿性和针对性的新领域。三国领导人认为新领域的合作将深化并加强既有合作，随着在关键防御和安全能力方面的工作取得进展，三国将寻求机会与盟友和密切合作伙伴接触。在此，AUKUS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扩大至其建立之初的一倍，美国试图扩展AUKUS联盟和建立所谓“民主科技联盟”（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的企图昭然若揭。

　　为推进核潜艇项目与军事技术合作的实施，澳英美三国创建了AUKUS的基本组织架构并定期举行会议，包括高级官员小组（Ｓｅｎｉｏｒ Ｏｆ ｆｉｃｉａｌｓ Ｇｒｏｕｐ）、联合指导小组（Ｊｏｉｎｔ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和具体工作小组（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这三类小组及其会议机制可视为ＡＵＫＵＳ的基本组织框架和未来常设机构的雏形，这是相对于推进两大预定目标之外的关键新进展。高级官员小组是AUKUS的“领导机构”，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举行线上会议，三国国家安全顾问审查了AUKUS的进展并为其未来实施确定了方向。联合指导小组与AUKUS的两项主要内容相适应，具体包括先进能力联合指导小组和澳大利亚核潜艇计划联合指导小组，两个小组分别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９日和１４日在五角大楼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先进能力联合指导小组的代表们确定了在一系列关键能力和技术上进行合作的机会；澳大利亚核潜艇计划联合指导小组的与会代表们讨论了使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最佳途径，并让工作组详细审查了在澳大利亚建立持久计划所需的关键行动。联合指导小组亦于２０２２年７月底举行会议对核潜艇落实途径以及关键防御能力进展进行了讨论。 工作小组聚焦于AUKUS的具体事务，最重要的包含１７个三边工作小组，其中８个小组聚焦于先进军事能力的实施，其余９个小组则主要负责澳大利亚核潜艇的相关事务，各小组已多次举行会议，在AUKUS具体工作事务的推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三大主要进展外，澳英美三国尤其是美国还在人事安排、军官培训、弥合分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在人事安排方面，詹姆斯·米勒（Ｊａｍｅｓ Ｎ．Ｍｉｌｌｅｒ）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AUKUS协调员，负责指导白宫关涉AUKUS事务的跨部门工作； 邓志强（Ａｂｒａｈａｍ Ｄｅｎｍａｒｋ）被任命为AUKUS高级顾问，职责是建议国防部长并协调整个部门的努力以快速兑现ＡＵＫＵＳ的承诺；具有潜艇建造丰富领导经验的海军上将大卫·戈金斯（Ｄａｖｉｄ Ｇｏｇｇｉｎｓ）被任命领导AUKUS，其将在协商期满后领导海军落实澳大利亚选择的路径。其次，在军官培训方面，美国部分议员在２０２２年４月牵头成立所谓“AUKUS工作组”（AUKUSＣａｕｃｕｓ），旨在为国会关注AUKUS的进展提供一个平台，并预期这一平台将在推动各个跨领域的伙伴关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目前这一组织成员已推出《澳大利亚—美国潜艇军官管道法案》（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Ｕ．Ｓ．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Ａｃｔ），旨在推进美国为澳大利亚培训未来的潜艇军官，该法案将每年至少招收两名澳大利亚军官，在美国海军核动力学校接受培训并参加潜艇基础课程，然后被分配到一艘在海上作战的美国潜艇上执勤，以便他们将来指挥澳大利亚的核潜艇；此外，随着英国“安森号”（ＨＭＳＡｎｓｏｎ）核潜艇在８月３１日下水，英国首相及国防部亦宣称将利用“安森号”核潜艇以及其他“机敏”级核潜艇对澳大利亚海军军官进行培训。 最后，在弥合矛盾方面，澳大利亚虽然发生了政府更迭，但新上台的阿尔巴尼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ｌｂａｎｅｓｅ）政府在AUKUS项目上与其前任莫里森政府一脉相承，不仅如此，阿尔巴尼斯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接触修复两国关系，并宣布为法国补偿约５．８４亿美元，以弥补法国因“世纪合同”被中断而造成的损失，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弥合了法国与澳大利亚之间、进而AUKUS联盟与美国其他盟国之间的分歧，减小了AUKUS的推进阻力。

　　AUKUS一年来的进展表明，其绝不会止步于军事技术合作。AUKUS自称是“一个强化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ａ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其目的是“深化印太地区的外交、安全和防务合作，包括通过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与此愿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印太地区国家对其建立表现出强烈的反应和极大的担忧，各国核心关切在于，AUKUS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引发地区震荡的新型联盟而非普通伙伴关系。 针对AUKUS的实质，当前学界呈现出三种典型观点，一是认为AUKUS就是一个传统的军事联盟，如认为AUKUS是一个打着“防务合作”幌子的安全同盟，本质上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旨在全面遏制打压中国，这也是很多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与此相似，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AUKUS具有“基石平衡者”的作用，是集体威慑的未来，通过AUKUS，华盛顿为建立强大的威慑联盟奠定了基础。二是认为AUKUS不是传统的军事联盟，而是一种“新型合作机制”，因为其并没有签订集体防御条约；也有观点认为AUKUS只是一个以国防为目的的加速器协议，旨在加强三国紧密合作，将成熟技术（如AI与量子计算）转化为军事优势。三是认为AUKUS是具有新特点的军事联盟而非传统军事联盟，AUKUS“在性质上是一个旨在推进成员国深度安全合作、指向明确的军事集团，具有一定的联盟特征，但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本文基本同意第三种观点。 实际上，AUKUS显然并非传统军事联盟，亦非以军事技术合作为目的的普通伙伴关系，而是一个潜在的新型军事联盟，其潜在性表现在主观上的军事联盟动机以及客观上的战略环境加持，而所谓“新型联盟”则“新”在其对传统联盟的超越上。

　　AUKUS的中国指向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冷战期间的北约（ＮＡＴＯ）、澳新美安全条约（AUKUS）和东南亚条约组织（ＳＥＡＴＯ），这实际上显示了人们对其军事联盟性质及其可能会影响的预期。但与上述军事联盟相比，AUKUS显然还处于雏形状态，只能说其具有发展为类似军事联盟的潜在可能。 鉴于AUKUS主要是美国意志的产物，这种潜在性大多数表现在美国主导建立AUKUS时的军事联盟动机，以及中美关系和国际战略环境的总体恶化对这一动机的强化上。

　　首先，美国具有将AUKUS军事联盟化的强烈动机，赋予其遏制中国的政治使命。AUKUS的建立似乎是美国的既定议程，仔细审视拜登政府《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就会发现这一文件包含着缔造AUKUS协议的驱动因素，而且这一些因素现已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得到确认。 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美国认为民主国家正处于重大威胁的围攻之下，其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国际机构、协议和规范正在经受考验，而这些威胁和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光凭美国无法应对，因此就需要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联盟体系。 但鉴于特朗普政府对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的破坏，美国第一步是要担负起重振和更新这些战略资源的任务，并“采取大胆举措，以新的方式将志同道合的国家和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聚集在一起，使国际合作架构现代化，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AUKUS毫无疑问就是拜登政府重振联盟体系的重大举措。 尽管《AUKUS三国首脑联合声明》和三国首脑出席的新闻发布会只字未提中国，但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中国被认为“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 此外，在AUKUS建立前两个月，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ＣＳＢＡ）发布研究报告称，“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着挑战性日增的战略环境。 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在西太平洋地区和其他更广泛地区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是故建议美国采用“邻里联防”（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Ｗａｔｃｈ）策略。 这一技术性策略旨在通过调整现有组织架构，调动中国四周的国家利用无人系统和传感器对中国的日常行为尤其是军事行为展开全方位的监视，增加美国及其盟国在印太战区进行联合态势感知的能力，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最终实现所谓“侦察威慑”（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虽然无法确定这一报告是否曾影响到美国建立AUKUS的决策，但能够正常的看到ＡＵＫＵＳ与“邻里联防”策略在预期作用上是高度契合的，这说明美国政界和学界在建立多边安全机制以遏制中国上存在共识。 所以AUKUS针对中国、遏制中国的军事联盟动机是很明显的，其所声称的“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或“日渐增长的威胁”指的就是中国。 总而言之，AUKUS是美国所有地区安全机制中最“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操作层面，AUKUS都将被定位为对抗中国的坚固硬实力堡垒。

　　其次，AUKUS建立前后，中美展开了全面的大国竞争，国际战略环境持续极化，这强化了AUKUS向军事联盟转变的预期。AUKUS建立之时，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大流行交织影响”之际，“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此背景下中美两个主要世界大国在各领域冲突不断、竞争非常激烈，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低谷。 在政治上，近年来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色彩愈加强烈，拜登政府不仅将中国置于所谓民主体制的对立面，强调为澳大利亚部署核潜艇舰队是基于三国作为“海上民主国家的共同传统”，还借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不断指责、干涉中国内政，不时挑起四周的国家与中国的地理政治学矛盾，其恶化中国旁边的环境的企图从未停止。 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冲突可以说集中表现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就是两国经济冲突的典型，这场贸易战不仅使得两国关系跌入低谷，而且还出现连锁效应，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澳大利亚也纠纷不断，突如其来的疫情又使各国经济面临空前的困难，更加重了经济冲突的破坏性。 并且，拜登政府不仅在２０２１年七国集团（Ｇ７）领导人会议上推出所谓“重建更好世界”计划（ＢｕｉｌｄＢａｃｋ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ｌｄ，Ｂ３Ｗ），而且在２０２２年５月又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ＩＰＥＦ），这些都旨在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华经济遏制。 在军事领域，近年来美国纠集盟国在印太地区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两国间军事技术竞争也愈发激烈，各式武器的现代化速度慢慢的变快，而AUKUS为澳大利亚部署核潜艇舰队本身就是澳英美三国为更好应对竞争所实行的军事方面的深度合作。 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国际战略环境持续恶化，美国借此机会重振联盟体系，使得北约空前团结，其他机制如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亦非常活跃，而AUKUS不仅未因俄乌冲突停止反而在持续推进。 总之过去一年来国际战略环境的恶化使得澳英美三国更加增强了缔造ＡＵＫＵＳ的必要性。 在俄乌冲突持续进行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依然将中国定位为“最重大地理政治学挑战”（ｍｏｓｔ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持续不断对华开展“实力外交”，加紧遏制中国。 因此，被美国赋予遏制中国政治使命的AUKUS持续推进。

　　判断一个组织是否属于军事联盟的标准不应该只停留在其是不是满足基于经验的军事联盟定义之上，而应该以其建立的动机或预期目的尤其是可能的政治后果为标准。如前所述，AUKUS毫无疑问有发展为军事联盟的潜在可能，但很明显又与传统军事联盟不完全一样。 与传统军事联盟相比，AUKUS具有新型联盟的四大特点：即法理形式上没有签订正式军事条约； 在盟国性质上具有文化身份的同质性；合作内容上具有着强烈的技术色彩；活动场域上专注于印太交汇点。

　　首先，安全合作的伙伴性。没有签订正式军事条约，是AUKUS有别于传统军事联盟的突出特点，这可以从盟国关系、政治考量以及联盟转型三个方面做出解释。 从盟国关系看，澳英美三国有着逾百年的军事联盟关系，且三国都是同文同种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历来对彼此承担着军事义务。 因此，尽管AUKUS被赋予军事联盟的使命，但这一使命未必需要正式军事条约来保障，三国间重新签订军事条约的必要性较弱。 从政治考量上看，英美两国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澳大利亚分享核技术，在国际上引发极大担忧从而造成AUKUS的推进阻力，不签订正式军事条约显然有助于减小这种阻力。 从联盟转型来看，鉴于传统军事联盟的诸多弊端，美国近年来多依靠伙伴关系来达成其目的，不仅重振既有的伙伴关系、成立形形新的伙伴关系，而且还以伙伴关系的名义和形式成立具有特殊目的的组织，AUKUS即属此列。 作为所谓“强化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本质是以“伙伴关系”之名行“军事联盟”之实的组织，这是其迷惑性所在，如果仅以伙伴关系的视角对待AUKUS，无疑将忽视其潜在的政治危害性。

　　其次，文化身份的同质性。历史地看，军事联盟一般是国家对威胁的反应的产物，即国家结成联盟主要是为了制衡威胁，因而联盟往往具有一个明确的共同威胁，这是联盟建立的第一条件。 共同应对威胁的战略需要是盟国之间信任感的大多数来自，比如北约即是以苏联为共同威胁的军事联盟，苏联不仅催生了美西方阵营的信任感，也为北约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 与成员复杂的传统军事联盟相比，AUKUS是一个“同质性”联盟，除默认中国为共同威胁外，三国间的信任感大多数来源于同文同种的文化身份认同。 实际上，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另立AUKUS，其考量就在于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印太事务的复杂性使其认识到，“低政治”事务可以依靠更大范围的盟友，而“高政治”事务事关生死存亡，需要盟友间极高的信任感，这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亲密盟友，即同文同种的英澳等国。 很明显，AUKUS几乎是“五眼联盟”和北约的综合体，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事联盟，是在英美特殊关系以及三国逾百年的联盟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同文同种的种族亲密性所产生的信任感，是美日印之间那种基于战略需要的信任感所无法替代的，可以说AUKUS是美国“联盟中的联盟”。 总之，AUKUS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战略安排，在美国联盟体系转型背景下，这一战略安排一改传统联盟无所不包的弊端，主要聚焦于防务合作并服务于大国竞争，较之美国以往的联盟更加亲密也更单一。 这有利于联盟运作上的灵活性，互操作性更高，预期将比一度出现“脑死亡”的北约以及离心离德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更能支持美国实现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

　　第三，合作内容的技术性。军事联盟无不服务于政治目的，但与传统军事联盟相比，AUKUS具有鲜明的技术合作色彩。 军事技术合作尤其是核潜艇的建造是该联盟最终得以运作的力量支撑，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基础，从至少八艘核潜艇的建造时间以及其他不可控因素来看，AUKUS未来几十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核潜艇建造与军事技术合作。 况且，为澳大利亚部署核潜艇舰队有完成之时，而前沿军事技术的合作似乎永无止境，因而长期的军事和前沿技术合作将是AUKUS主要特征之一。 这种长期的军事和前沿技术合作或将使AUKUS成为“美国在亚太诸多同盟关系中具备最强核打击能力、拥有最先进军事科技及最强海军实力的安全组织”，将有力推进美国对印太海洋主导权的争夺，对中国及印太地区国家的海上围堵力度空前加大。 因此，相关国家如不联合起来对AUKUS加以反对和限制而任其发展，其最终发展演变为遏制中国、危害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就只是时间问题。 正如赵立坚所指出的那样，AUKUS是“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改不了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的老脑筋，脱不开挑动军事对抗、拱火浇油“递刀子”的老套路，其终极目标是打造亚太版“北约”，彻头彻尾服务维护美霸权之私，亚太国家必须加以坚决，绝不能被AUKUS的军事技术合作所迷惑而忽视其遏制中国的政治目的。

　　第四，聚焦海洋的地缘性。AUKUS作为同质性联盟，不仅表现在联盟成员的单一性上，还表现在联盟活动范围的明确性上，即AUKUS主要聚焦于印太两大洋的交汇点尤其是南海。AUKUS明确的活动场域是由拜登政府“以南海为重心重点经营中国四周的国家和地区的海洋战略”所决定的，也是为AUKUS当下的核潜艇以及海上能力方面的合作所证实了的，可以说没有核潜艇项目合作就没有AUKUS联盟未来的运作。 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常规动力潜艇合同转而向美英两国寻求核潜艇，最主要的原因是核潜艇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能力，且能携带可以打击数千公里内陆目标的导弹，这将使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全球打击能力。八艘核潜艇如果悉数交付部署，那将意味着具备了核潜艇舰队的澳大利亚海军不仅有能力阻止和扰乱中国在印太海域的正常活动，还能直抵中国近海且能打击中国领土纵深处目标，甚至还会配合美国的需要而经常性地穿越中国台湾海峡。 这种情势与此前美国偶尔的挑衅性举动大有不同，澳大利亚核潜艇的部署及其海军所具备的远洋力量投射能力，将使中国在南海面临一个常态化的军事联盟，就像俄罗斯在东欧常态化地面对北约一样。 因此，AUKUS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海军力量为基础并主要聚焦于印太两大洋交汇点的军事联盟。 澳英美三国所谓发挥“海上民主国家”的优势，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企图首先补足澳大利亚海军实力的短板，进而整合三国海上实力，最终在广阔的印太海洋区域谋求主导地位，并以此对中国进行海上遏制，这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年来的多方面进展及其潜在新型军事联盟的实质表明，AUKUS表面上涉及的是技术问题，实际上指向的却是政治问题，因为技术合作归根结底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作为主要服务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工具，AUKUS势必对国际战略环境尤其是中国战略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尽管其具体影响尚取决于后续实际发展与运作，但根据AUKUS一年来的实际运作、未来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现实，可以预计，AUKUS已经并将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科技三个领域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首先，凝聚美国阵线。 从《AUKUS三国首脑联合声明》与《四方安全对话首脑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及各方反应来看，AUKUS的建立似乎并不代表美国要抛弃其旧盟友、旧伙伴，相反，美国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AUKUS要整合既有的印太联盟，改善并加强与既有盟友的关系，提升集体行动能力和互操作性，共同应对新兴挑战。 这表明AUKUS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连接点，是美国借以实现联盟体系整合的重要工具。 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的现状在于，相较于通过北约整合欧洲防务，美国虽然在印太地区存有诸多双边同盟（如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等）和多边同盟（如“五眼联盟”、澳新美同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但缺乏一个真正的组织核心以引导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行动。AUKUS排除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中的新西兰、“五眼联盟”中的新西兰和加拿大、四方安全对话中的日本和印度，仅仅囊括了当前对华关系高度紧张且与美国有一百多年联盟关系的澳大利亚和英国。 这种选择本身表明，美国试图让AUKUS真正成为与美国“印太战略”高度一致的军事组织，使其成为急先锋，并通过AUKUS三国分别与印太各国的双边以及多边合作激活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双多边同盟、打造更具战略针对性的“印太战略”同盟网。 最终形成以双边同盟为圆心、多边同盟为半径、以AUKUS为战略枢纽的多中心战略同盟网和“统一战线”。 总而言之，AUKUS“具有更强的军事目的性和更高效的行动协同性，未来或将吸引美其他盟友加入，强化运用联盟战略围堵对手的能力。”

　　其次，加剧中美战略竞争。对中美大国关系而言，AUKUS既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又将是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原因。 自奥巴马（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政府转向亚洲以来，美国就将注意力逐渐集中在印太地区，中国作为该地区核心大国，成为美国关注和针对的重点对象。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AUKUS，对两国关系的困境来说百害而无一益。 说AUKUS会促进恶化中美关系，是因为它是一个被美国赋予了对华战略遏制使命的军事联盟，其对中国战略空间的挤压必将引起中国强烈反弹，极易使中美竞争从“低政治”领域升级到“高政治”领域，增加了战略对抗甚至战争的危险性。 例如，虽然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但北约连续五轮东扩无疑极大地挤压了俄罗斯的安全空间，是造成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深层动因。 同样地，AUKUS作为聚焦于印太地区的新型军事联盟，亦有引发战争的巨大隐患。 然而，恶化中美关系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或许是美国始终没有摆脱“冷战思维”，并一直在用冷战思维看待并处理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日趋激烈的战略对抗与此不无关系。AUKUS不仅是这种冷战思维的产物，也将如王毅所言的会导致“冷战思维的回潮”，对国际关系造成更大的破坏。 王毅认为，“AUKUS与‘四边机制’一脉相承，都服从和服务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试图在本地区另搞一套、另起炉灶，旨在挑动地区阵营对立，进行地缘零和博弈，这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是冷战思维死灰复燃”，按照“自我实现的预言”（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理论，一旦两个大国以冷战思维看待并对待彼此，那么冷战将不可避免。

　　第三，加剧印太各国选边站队压力。东盟一直矢志争取在印太事务中的中心地位，近年来在印太事务上颇有话语权，无论与美国还是中国都有着紧密联系，两大国在印太事务上对东盟也多有倚靠。 然而本身服务于大国对抗的AUKUS的出现，则使得东盟“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岌岌可危。AUKUS甫一成立，东盟各国即陷入意见分歧，反对者有之，支持者亦有之。 其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强烈反对，总体而言，除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表现出明显的支持态度外，其他东盟成员国都未明确支持AUKUS，但东盟到目前为止也未就AUKUS事件达成一致意见，这已然表明东盟已被成员国基于各自利益的分歧意见所分裂。 毫无疑问，对东盟来说只有其自身作为整体主导印太合作进程才可以获得最大战略利益和实际利益。AUKUS的出现表明美国在印太安全事务上对东盟的依赖性骤然下降，由于AUKUS的战略目标与东盟的战略目标并不兼容，AUKUS“极可能不会在乎东盟的真实关切，仍将以更具张力的措施冲击东盟的中心地位，甚至破坏地区安全架构的基础。”未来AUKUS的发展壮大非常有可能冲击东盟的中心地位。 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讲，极具进攻性的AUKUS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东盟而非中国，所以“除非东南亚国家能够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用一种声音说话，否则东盟的中心地位将继续受到域外行为体的考验。”AUKUS对东盟作用的侵蚀将使大国对抗畅行无阻，地区国家因选边站队而恶化彼此关系，最终使得地区安全前景更加暗淡。

　　首先，增加国际核扩散风险。核扩散问题是国际社会对AUKUS的核心关注点。 尽管澳英美三国在各种场合皆强调为澳大利亚部署核潜艇是所谓核动力推进（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而不是核扩散，认为澳大利亚无意发展核武器，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澳大利亚不仅将继续遵守其承诺，而且还将在其他所有防扩散努力中继续起带头作用。然而，无论三国主观上如何自信其行为不会造成核扩散，但客观上确实增加了核扩散的风险。 一方面，澳英美三国的核潜艇合作为以后澳大利亚制造核武器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因为为反应堆提供燃料所需的高浓缩铀是９５％的武器级浓缩铀，一旦战略环境使得澳大利亚获得核武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在英美这两个拥有成熟核技术国家的支持下，其获得核武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而“一旦核武器项目确立起来，她就会像磁石一样运作，引出更多的正当性理由和动机以及新的官僚机构与利益，而且很快就没什么防扩散政策能消除它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作为《核不扩散条约》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缔约国，其部署核潜艇的行为是对其责任和义务的背弃，并且为国际上的核技术渴望者做了发展核武器的恶性示范并提供了借口，无疑会破坏已经取得的国际核不扩散成果。 更加严峻的是，为澳大利亚部署核潜艇的决定将使之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潜艇的无核国家，影响巨大，自此之后“任何无核国家———如巴西———都不能因建造核潜艇而受到挑战，也不能因向无核国家出售核动力而受到挑战。 一个禁忌被打破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核技术与核材料甚至核潜艇这种战略武器的扩散都将不可避免。

　　其次，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如前所述，AUKUS不仅会削弱东盟在印太事务中的中心地位，还会撕裂印太各国的团结并加剧其焦虑感。 因为AUKUS的军事技术合作直接地聚焦于传统安全事务，无论是核潜艇还是前沿军事技术合作都属于军事用途，这无疑会“刺激一些地区国家加紧发展军力，甚至寻求突破核门槛，推高军事冲突风险”，从而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极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 例如，AUKUS的出现几乎破坏了堪培拉在过去二十年中与印度尼西亚努力建立的透明度和信任，遭到印度尼西亚的强烈反对，主要担忧为澳大利亚部署核潜艇将会使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平衡被打破，未来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将通过龙目海峡穿越印度尼西亚领海，这将对印度尼西亚国防安全造成极大压力。 在此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非常有可能随之发展核潜艇，这将意味着核军备竞赛而非普通军备竞赛，危险系数更高。 有报道称，受AUKUS启发，菲律宾已经加紧了其向韩国和法国等国家购买潜艇的步伐。此外，前沿军事技术的竞争也非常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实践证明，军事技术的进步往往推动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战斗力的提升进而军事实力的增强，而一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又刺激其他几个国家加紧军事实力的提升，如此往复，国家在一轮轮的军备竞赛中陷入安全困境。 殷鉴不远，正是以“星球大战计划”为代表的军备竞赛使得冷战期间两大阵营激烈对抗，使全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也是最终拖垮苏联的决定性事件。 然而美国自以为具有压倒性军事实力，不问后果，《》就为AUKUS叫好，声称“拜登的澳大利亚潜艇协议是对中国战略竞争的巨大胜利。”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以及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将愈演愈烈。

　　首先，恶化中美科技竞争。科技是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其每一次变革都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如今科技已经跃出非传统安全范围，已然成为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主题，为各大国所激烈竞争。 可以说，21世纪俨然“技术政治时代”，技术与政治高度一体化，技术竞争背后存在着政治竞争，政治竞争需要技术竞争，技术竞争则支持政治竞争。AUKUS的军事技术合作表明，科技领域慢慢的变成了中美大国竞争的核心，而中美科技竞争亦服务于中美政治竞争。 历史表明，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国家间良性的科技竞争也是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然而AUKUS这种出于政治目的，利用联盟以及保护主义手段大肆打击并遏制别国科技发展的恶性竞争无疑是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不仅如此，其恶劣影响还会溢出科技领域，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冲突，随着科学技术之于国家发展重要性的提升，这种恶性竞争的破坏力将更大。AUKUS三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所涉及的科技内容，包括核潜艇技术、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都是事关大国兴衰的核心前沿技术，AUKUS试图以阵营化和保护主义的方式垄断此类技术的发展，将其他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拒之门外，企图在这些领域加速对华技术脱钩，这必然会恶化中美科技竞争，进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科技竞争，为国际关系注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其次，导致科技领域阵营化。美国一向将联盟视为力量倍增器，在对外政策上阵营化逻辑非常显著，这导致其在应对大国竞争时越来越倾向于在任何领域大搞阵营化，目前科技领域的阵营化趋势日渐明显。 就当前的中美科技竞争而言，拜登政府基本沿袭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竞争强硬路线，但否定了其对华科技全面脱钩政策，转而实行精准脱钩，与此同时强调联盟体系在科技竞争中的作用，企图打造所谓“民主科技联盟”，意识形态色彩强烈且聚焦于军事技术合作的AUKUS显然也承载着这一使命。 实际上AUKUS只是当前美国在科技领域大搞阵营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其他还有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 美国借AUKUS这类“民主科技联盟”在科技领域大搞阵营化，企图防止核心技术扩散、阻断中国等新兴大国科技发展，进而维持自身科技优势。 殊不知历史已然证明，技术的扩散是必然趋势，历史上那些防止技术扩散的举措屡屡失败，靠打压其他几个国家技术发展来维持自身优势的行为也往往难以奏效。 相反，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科技领域的阵营化不仅会阻碍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国际科技交流，还会破坏全球科学技术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最终会重创全球科学技术创新生态，这对任何国家都百害而无一益。

　　第三，复活技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极为强大的一股力量，“对于经济和军事的成功至关重要，而它们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同样，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与大国的兴衰和世界权力的转移有着深刻的关联。 民族主义与技术的结合则使得国家间的技术交往更加复杂，而AUKUSＳ就是民族主义与技术的综合体。 毋庸置疑，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技术实力，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即处于技术优势地位，时至今日其“技术优越感已渐渐发展成民族优越感”，这种民族优越感反过来又强化了技术的重要性，因而任何国家技术实力的增长都会引起美国的“技术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的实质是对衰落的恐惧。 这样实际上就将技术优势与国家兴衰绑定，因而对美国技术优势的超越就意味着对美国本身的超越，于是任何在技术领域有超越美国的势头的国家都将遭到美国朝野“同仇敌忾”的打击，美国在冷战期间对日本的打压就是例证，“技术民族主义”（ｔｅｃ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概念即产生于此时。 所谓技术民族主义，是美国打压日本科技发展的产物，“目标在于纠正美方眼中不对等的科技情报流动，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新框架、新机制”，从而确保自己在关键领域的领先地位不被超越。技术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保护主义，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保护主义就是技术民族主义的主要危害。AUKUS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军事技术合作的面目出现，是对技术民族主义的复活，是保护主义在科技领域的故伎重演，鉴于冷战期间日本在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打击之下的惨烈失败，AUKUS所复活的技术民族主义将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际科技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面对疫情的影响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竞争的加剧，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更需要互信合作而不是竞争对抗。AUKUS这一服务于大国对抗的军事联盟违背时代潮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 一年多来，AUKUS虽然取得了多方面进展，但也遇到了许多质疑和挑战，最大挑战莫过于在澳大利亚国内并无核工业基础的情况下，有美国官员称美英两国造船厂负荷过重恐无力为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这或将极大影响澳大利亚核潜艇的交付以及使用时间；此外到目前为止其在防扩散、潜艇成本、基础设施以及高技能型劳动力等核心问题上并未制定清晰的计划。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及其部分盟国对“中国威胁”的所谓“共识”不会轻易瓦解，其“冷战思维”及其对中国“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的定位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因而美国拉帮结派执意遏制中国发展的行为还将持续，其对AUKUS的倚重将会越来越大。 总体而言，目前的质疑和挑战难以阻挡AUKUS的持续推进和最终形成，当然，AUKUS尚处于一年半的磋商期，在三国首脑没有最终敲定AUKUS的最终方案前，其具体发展情况还有待继续观察。 在ＡＵＫＵＳ建立一周年之际，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ｒｌｅｓ）表示关于澳大利亚获取核潜艇的“最佳路径正在形成”，有望在2023年初发布更多内容。有鉴于此，中国有必要从政治、军事和科技三个维度出发采取相应措施以积极应对AUKUS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政治方面，要充分利用美欧战略分歧和美日印战略不协调，着力推动欧盟以及日印两国采取更加友善的对华政策。一方面，中国需要高度重视此次由AUKUS所引发的美法分歧及美欧分歧，深入把握法国、德国及欧盟战略自主心理，充分利用AUKUS事件大力支持法德以及欧盟的战略自主追求，以德国总理朔尔茨（ＯｌａｆＳｃｈｏｌｚ）访华为契机，进一步启动中法、中德、中欧高层外交对话，就AUKUS问题和其它双边重大问题进行坦率交流，推动中欧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引导欧盟在印太事务上中立化。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与日印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其对三国现实交往的影响还将持续，但中国至少可以和日印两国在AUKUS事件上互相交流看法，着重管控与日印两国的核心争端如领海、领土争端，减少此类争端在当下这种敏感时刻将日印两国推向对立面、推向AUKUS一方的危险性，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大市场加强日印两国对华经贸合作，以经贸合作对冲三国间领土争端和战略对立，进而争取日印两国对华政策的中立性，减小AUKUS的危害性。

　　其次，在军事方面，要携手东盟继续反击AUKUS的核扩散问题，尽力缓解地区军备竞赛紧张局势。AUKUS所诱发的国际军事危机将首先出现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应该在继续保持与东盟友好交AUKUS的核扩散风险和军备竞赛风险上支持东盟声音，争取东盟对中国的支持或至少取得其中立态度。 鉴于目前东盟各成员国对AUKUS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在强调东盟中心地位的同时还需借助双多边机制与东盟各国一一对接、逐个做工作，及时同反对AUKUS最甚的两个东盟大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展开深入交流并取得共识，以共同在国际社会反对核扩散、在地区应对军备竞赛风险；同时与支持AUKUS最甚的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国进行交流交涉，不仅要防止其借机大肆发展战略军备，还要阻止其未来深化与AUKUS的军事合作。 此外，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核心是南海问题，作为妥处南海问题的真正主人，中国与东盟国家应该加快打造《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加强版和升级版，早日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准则”，保持地区和平稳定，让AUKUS无机可乘。

　　最后，在科技方面，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制，加快科技实力向军事实力的转化。面对AUKUS的前沿军事技术合作以及美国肆意挑起的对华科技竞争，未来中国在继续巩固并开拓与美西方科技界合作空间的同时，更重要的还要继续矢志不移改善中国科技研发环境，打造科学技术创新热土，在全社会激励科技创新；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制，着力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矢志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美西方依赖，确保国家科技和军事安全。 与此同时也要加快科技实力向军事实力的转化，这是建设科技强国和实施科技强军战略的必然要求。 科技是增强军事实力的利器，而军事需求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不仅要着力攻克有助于军事发展和安全的关键科技领域，还要及时将既有重大科技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 唯有如此，科技与军事之间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在政治上给中国以强大的底气，那么AUKUS或所谓“民主科技联盟”就将无法阻挡中国的自主发展。